王红阳有过很多梦想：当老师，成为教书育人的园丁；当女飞行员，自由翱翔蓝天。今天的王红阳，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学家、分子生物学家。那她的梦想，究竟实现了吗？
两位泰斗引路，踏上漫漫征途
1973年，王红阳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长征医院工作。如果人生剧本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写下去，她应该会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医生。
但有些机遇，来得猝不及防。
1987年，第二军医大学举办了中—德医学协会年会，王红阳在会上做秘书工作。她流畅的英语表达、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清晰敏锐的科学思维，吸引了两位业内泰斗的注意。
会议结束后，大会中方主席吴孟超找到王红阳，说他和裘法祖愿意联名推荐她去德国留学。一时间，王红阳愣住了。
裘法祖、吴孟超的名字，在中国医学领域如雷贯耳。裘法祖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吴孟超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美称。在这样两位大家的支持下，王红阳的人生转了一个弯。
她放弃了大医院的医生岗位，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肿瘤基础研究。
留学德国的日子充满了挑战。此前，王红阳只在国内完成了10个月的速成德文学习，别说用德文探讨复杂的医学问题，就连基本的德文对话都有些困难。看到老师担忧的眼神，她果断放弃了收费便宜的学生宿舍，专门到德国人家里租房住，以便练习语言交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红阳顺利完成了德文答辩，还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研究所做了博士后，后来成为这里的课题组长。
1996年的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是吴孟超打来的，他说自己刚刚在德国开完会，想来看望她。吴孟超告诉王红阳，他们正在国内建设一所全新的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希望她能回来，为医院做些有意义的事。
又一次，王红阳放弃了已经步入正轨的工作，带着德国导师赠送的经费和仪器回到祖国，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创办了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
从医生到医学科学家
离开了一家医院，又回到了一家医院。
但王红阳的人生道路，绝不是原地转圈——她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既有临床经验又懂科学前沿的“医学科学家”。
“吴孟超先生用手术刀跟肝癌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他很清楚，光靠开刀并不能完全解决肝癌的问题，要想真正攻克肝癌防治这样的世界级医学难题，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王红阳也完全认同这个观点。
他们勠力同心，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成了我国最早的肝胆肿瘤组织样本库，最早建成了人体类器官库，形成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药物筛选的大型平台。王红阳带领的科研团队则面向临床应用转化，着力破解我国肝胆肿瘤的防、诊、治瓶颈难题。
为了推动肝癌患者的早期诊断研究，王红阳团队开展了肝癌诊断新标志物的筛选鉴定，对一批潜在的新型标志物进行了大量临床验证。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研发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同时他们还开展了中国肝癌高危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对建立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的中国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工作，不仅让我国在肝癌早诊领域的研究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也将肝癌患者的确诊时间提前了一年到一年半。
王红阳说：“我有责任为中国的肝癌患者们做些事情，中国也应当在国际肝病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薪火相传，梦想不灭
如今，王红阳对自己的梦想有了更加清晰的描述：寻找攻克癌症的“金钥匙”，最终达到治愈肝癌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全社会动员，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早期预防和筛查工作；同时依靠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临床实践的持续推进，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命，甚至实现治愈的目标——这个梦想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她说。
在王红阳的科研追梦路上，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一直如影随形。
她通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体类器官和肿瘤可视化重点项目等，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规范化肝癌生物样品库和人体类器官库，并开展了肿瘤分型和个体化精准治疗的联合攻关，取得了重要成果。
“我常常讲，我们这批人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王红阳说，“我们在刚刚回国、没有任何背景的时候，就能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份雪中送炭的帮助，对科研人员自身的成长，乃至整个学科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她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首任和第二届主任，倡导力推了与国际同步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制研究”。在王红阳看来，自然科学基金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评审方式，以科学家为主体的讨论和评估形式，都非常值得推广。
年轻时的王红阳，因裘法祖、吴孟超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精心栽培而受益匪浅，现在她自己也成为一名老师，也在用心培养年轻一代的科研人才。在这条薪火相传的路上，创新的梦想永不熄灭。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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