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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严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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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项目越来越卷了。

申请数量从2014年的近6万（注：当年资助数量为15000，资助率为25.35%）增长到2023年的近12万，增长了100%。更有一份最近广为流传的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受178347项面上申请，相比于2023年增幅达49.1%。《知识分子》向一位内部人士求证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得到的答复是“差不多”。

这个面向青年研究人员最重要的资助项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助率从2014年的25.35%降到2023年16.99%。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达里尔·楚宾（Darryl E. Chubin）和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与经济科学部主任爱德华·哈克Edward J. Hackett将10％的资助率称为“希拉徳点”，认为这是美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率不可突破的底线，低于这个底线，科学基金的资助将进入“荒唐状态”[1]——如果在入围的项目数保持不变情况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今年的资助率可能只有11.39%。

面上项目为什么变得如此拥挤？如何平衡资助率与资助金额？在这个面向全国最大规模的竞争性资助项目中，近18万份的申请如何进行公正地评价？

拥挤为何发生？ 

从表面上看，2024年的放量与一项施行十年的限项规定落幕有关。“两年不中停报一年” (简称“申二停一”)，这项2014年落地、被称为“基金委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限制申请措施”极大减缓了申请增速，降低了十年来项目的评审成本。

而长年来的内卷局面则关乎科研团队的日渐壮大。

科技部去年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2）》中指出，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324.7万人年增长到2022年的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2]。

人员翻倍，钱却没有变得更多。近十年来自然科学基金整体经费增加 40%，但面上项目的金额自2014年达到119.35亿后并无实质性的增长。资助率从2014年的最高值 25.35%一路下降至 2023 年的 16.99%，资助强度也从79.57万/4年降至49.46万/4年[3][4]。

图1 面上项目资助经费及占比情况（2010-2022 年）[5]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80万基本能够满足项目执行的需求，而49万，用他们的话来说，“基本只够给学生发工资和购买一些简单材料，做不了更好的研究”。

不过他们很快又会自洽，“与钱无关”，“30万、20万，就算不给钱，面上项目还是要继续申请的”。

面大量广的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自成立时就设立的资助形式，其初心是“面向全国、自主选题、不受行政干预”。

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因其公正性广受好评，反而成为了绝大多数职称评选的重要评价指标，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面上项目是通往正高职称的基本门槛。虽不及“院士”、“杰青”这类人才帽子的分量，但与职称挂钩，面上项目动员了学术界规模最大的人群乐此不疲地参与到这场残酷的竞争中。

在不少学校或是研究机构，面上项目不仅是科研人员的kpi也是领导和机构的考核指标。有经费充足的研究者被领导架着去申请；有院系里的“潜力股”收到行政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从进度到格式乃至字体都会逐一修正，“虽然内容搞不懂但每年都乐此不疲”；还有人将每年基金揭晓的情形比作“高考放榜，范进中举”。

一位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呼吁，项目与职称脱钩， 这也符合人社部“不得将科研项目、经费数量、获奖情况、论文期刊层次、头衔、称号等作为职称评审的限制性要求”(人社厅发【2022】60号)。“之后是减少项目数量，提高额度，让真正高水平的人去做面上项目。有了这个定位，很多人自然就放弃申请了，不要把面上作为人家饭碗的门槛”。

但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竞争态势，即便是水平排在最前面的那些单位和人也并不会占到太便宜，上述学者表示，“资助额度不大，申请审批过程繁琐，他们没有心思好好做”。他还担心，一旦资助率继续下降，一些人甚至会选择铤而走险。“大家会越来越焦虑，拿不到项目就评不了职称，然后就会去运作，宁可花三五十万也得去弄个项目来”。

但凡评价制度稍作改变，科研人员对于面上的热衷就会消减。一位行业的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介绍自己院里的申请状况时说道，“我们单位没有几个人申请面上，国家项目任务重钱也比较少。我们的评价体系里不看国家项目也不论SCI论文，关心的是有没有发明出新技术，有没有解决行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有没有写规范指南。总之就是不靠基金委活。”

越来越卷的经费指标

“只要不停止，每年都会有机会”，一名211高校的工科副教授王琳（化名）说道，这是她第三次冲击面上项目。多位青年研究院人员告诉《知识分子》，身边能申请的人基本都申请了。

2020年是她第一次申请面上项目，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收到了评审的回复。开头评审对她的工作做了极大的肯定，但中途笔锋一转，犀利地指出，“为什么申请人这两年论文发表比以前差了那么多？要注意对学术的积累啊！”。这句话一下子让王琳感到崩溃，无数的委屈涌上心头，“是我不想积累吗？我产褥期都在改论文，是我不努力吗？”一气之下，王琳选择退出面上项目的竞争。

选择的代价很快落到王琳的头上。一个在学校层面有申请名额限制的部委项目也失败了。她花了很大功夫写标书准备竞选，但还没有等递上去，另一个参选的老师直接打电话过来炫耀自己的“学术资本”：“我有面上项目你没有，我有很好的团队支持，我们对项目志在必得”，将王琳排挤出局。

在不健康的机构文化里，大家公认需要经过学校遴选的项目更难。一个双非院校的讲师讲述了他所遇到的市级项目的分配逻辑，重点方向之类的项目，基本上校长、副校长和各个处长就分完了。小的两三万的项目院长、副院长拿走一把。如果有年龄的限制，领导不拿让团队的人拿。“连几万块的项目，这些做领导的都来争，青年老师更没戏”，他说道，“最公平的还是国家基金，全部送审，没有指标”。

看上去科研资助经费欣欣向荣、花团锦簇，但重点重大项目限制太多，而省市里的“小钱”又太过畸形，只能找些横向来勉强度日。可是当王琳背负的指标从2017年入职的几万块增长到小百万时，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似乎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对那种生活感到迷茫”。

经费指标的增长速度就像坐火箭一样，沉重最终落在了每个人头上。一位东部211大学副研究员张远（化名）介绍，“学院前些年的总科研经费是几千万一年，有一年突破了1个亿后，第二年马上加码到1.3亿，整来整去去年要求2个亿。目前“学院将近300名老师，真正能拿到大钱的不多，做大贡献的可能一二十个，还有那么几十个能达到平均水平，大部分还是达不到学校考核要求”。

张远是2011年赶在“非升即走”前夕留校的，第二年中了青年基金，2014年升了副高，但面上项目失败了六七次。2019年他第一次参与晋升正高的评选，当时的氛围已经不妙。5进3的角逐，张远参与了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手里有数十篇论文，超两倍完成晋升规定的工作量，但最终还是被淘汰。

这是他未来几年中最接近正高的一次，不久后学校就更改了标准，不仅要求国家项目，还有一定的金额要求。因为此前的两个重点研发都是多个单位二三十个人一起参加，分到张远头上的金额不及学校对于国家项目的评定标准，之前的两个项目被判定为省部级项目，评职称变得遥遥无期。“以前只要是一块钱，只要是国家给的，自然基金给的都算国家项目，现在重点研发到校金额100万才算一个国家项目”。

2019年没申上那会，张远坦言自己的心态非常不平衡，他认为在5个人当中自己虽然不算最好但也是靠前的，后来看到自己身边也有人从副教授退休，心态就逐渐平和了。他也庆幸自己入职得早，另一个比他早几年毕业的博士则因为多做了几年博后延后了入职时间，最终受“非升即走”影响没能留下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晋升的努力，今年也申请了面上项目，“相当于每年投个彩票”，从副教授退休还是他无法接受的结果。

 评审承压

越发内卷的面上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众多的研究人员，更有评审体系。新增近6万份，申请量考验着承压严重的评审体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研究员江虎军等人基于2014-2021年NSFC函评专家指派状况做了分析，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目前所面临的评审负荷[6]。

调研数据显示，完成1份面上评审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在一个月内若评审20份面上项目，每位函评专家需要约34小时，“这对于利用工作之余来评审基金项目的专家来说依然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文章总结道。

与此同时，NSFC专家的评审份数在不断走高。11-15份间的专家占比虽有起伏但维持在45%以上，16-20份的占比则呈快速增加趋势，2020年、2021年分别达到53%和28%。研究者分析，这或许与面上评审上限由原来的15份调整至20份有关。

图2 函评专家被指派的全部基金项目数量分布情况

而对这8年间参与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函评专家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56岁以上专家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56～65岁年龄段从2014年的15.56%增长至2021年的31.61%。作为主力军的46～55年龄段，占比则从50.89%下降到39.06%。

图3 评议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项目的函评专家的年龄分布情况

有观点认为，断档局面的形成，和现在年轻人拿项目越来越难有关，只有拿到项目之后才能进入专家库参与评审。但现在博士毕业28岁，2到3年拿到项目就是30岁左右。还有一些人读博时间久，35岁才毕业，拿项目的时间又要往后推”。这与当下内卷的局面构成一种互文。

“二停一”（“两年不中停报一年”），曾因缓解评审压力而诞生，但自2014年出台以来，对其的诟病并不少见。常见的理由有：“不能因为评审负荷重就剥夺别人每年参加比赛的权利”“申请暂停1年，申请人的科研却不能暂停。没有基金资助，申请人科研何以继续？”“青年基金、大佬们的项目（重点、重大、国合、区域联合、杰青）可以每年申请，为何面上项目不能每年申请？”“全球所有科研基金中，只有NSFC面上项目有此奇葩的规定”……

具体到实践，限制所挤出的名额很快被青年科研人员的增长、职称考核的压力、科研环境的逼仄所取代，而今年暴增的申请数可以看作以往规定的反弹，最终也未能平抑需求。“二停一”的限制最终也在实施十年后废除。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间平衡？这几乎很难有一个完美方案。

社科基金以及省级科学基金的做法则相对轻巧，将指标分配到每个机构，总额控制下评审的数量可以预期。但弊端也很明显，除了会像前文那样，依据行政权力、资历等非学术因素分配指标，机构与机构之间如何分配也容易出现偏差。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就是属于总额控制的那一类。2022年省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出台新规，开始实行“申二停一”。湖北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李慧告诉《知识分子》，此举是为了让单位内部那些没有拿过项目或没有机会申报的人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并不会减少或增加评审的工作量。

但“面向全国，自由申报，不受行政干扰”是面上项目自成立时就做出的承诺，其能让所有人获得平等的机会，尽量不被与能力无关的因素扭曲，不能轻易更改。这种理想需要繁重工作来支撑，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评审成本？去限制哪类不合理的需求，又鼓励哪些人参与？这是任何一个大规模评审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但是2024年，审评该怎么审？2020年NSFC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时指出，现共有通讯评审专家23.9万名[7]，考虑到各种回避制度，是否会出现评审专家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还不如申请者的的情况？这是一个关乎十几万人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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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ubin D E，Hackett E J，著；谭文华，曾国屏，译.难有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与美国科学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12/31/nw.D110000renmrb_20231231_6-01.htm

[3] 王其冬, 李东, 郝艳妮, 何贤芒 &  高江丽. (2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演进:基于1986—2016年统计数据的分析. 中国科学基金 (02), 150-155.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18.02.004.

[4] 郝红全,杨好好,赵英弘,郭向利,傅小华,郝静雅... & 王岩. (2024).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与资助工作综述. 中国科学基金 (01), 2-7.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24.01.010.

[5] https://www.nsfc.gov.cn/Portals/0/fj/fj20230605_01.pdf

[6]江虎军, 郝艳妮, 王蕊, 郑知敏 &  杨列勋. (2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函评专家指派现状及其分析. 中国科学基金 (05), 872-876.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231027.001.

[7]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T2UESD80512TP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