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谈科研：博士博后，该做大题目，还是小题目？

2024-10-11

15: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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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的记忆中，这样一幕必定让他终生难忘——1957年，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仪式，荣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

由于杨振宁一直在美国进行科研，此后很长时间里，许多国人纷纷争论杨振宁获奖时的身份，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人？

直到 1995年6月9日，杨振宁在华中理工大学露天电影场演讲时，首次申明：1957年他获诺贝尔物理奖时，并未加入美国国籍，他是持中国护照，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在那里，他用流利的国语发表了演说：“我虽然献身于现代科学，我对于我所承受的中国传统和背景，引以为自豪。”

1995年6 月9日上午，杨振宁先到华中理工参观了图书馆和细胞信史实验室，登临南一楼俯瞰了校园，他对该校4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科研上的累累硕果深表赞赏。杨振宁是与爱国人士、香港著名企业家刘永龄先生一行来到华工，在此颁发湖北省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当时在露天电影场从杨振宁手中接过获奖证书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李玲玲的高中女生，没有人会知道，日后李玲玲以华工学生的身份成为中国在校大学生创业第一人。

晚上，该校在露天电影场举行盛大的授聘仪式。当时全场黑压压的全是人，水泥板凳上坐满了师生，连过道上也挤满了热情的学生。校长杨叔子院士向同学们一一介绍了来宾后，便向两位贵宾颁发了聘书，聘杨振宁博士为校名誉教授，聘刘永龄先生为校名誉顾问。擅长古典诗词的杨校长还赋诗两首，当场激情朗读了自己的诗作，赠送给两位贵宾。

接着，杨振宁博士开始了他激动人心的演讲，当晚，他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此时，七十二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神态儒雅，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流畅。与杨叔子校长无比激情的风格不同，杨振宁教授显得平静深邃。

杨振宁给在场的学生谈起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以及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泰勒等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杨振宁依据自己所经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法，特别比较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与西方治学方法的区别，自己在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融合中获得的收益。

“1938年到1944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学校采取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哲学影响的一种传统教育体制。学生首先要在脑子里分清什么是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的就是你要钻研的，不懂的就是你要舍弃的。”

接着，杨振宁博士又谈到另一种学习方法：“1945年，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到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老师要你注意的不是最高原则，而是一些新的现象，抓住这些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归纳、总结。这种归纳法使人常走弯路，误入歧途，但容易掌握新的研究方法，我的老师泰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大约要诞生10个新的想法，但其中却有9.5个是错误的，可他并不害怕，而是面临困难，探索困难。一个人如果每天有一个正确的新想法也就不得了了。”

针对青年学生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好高鹜远的现象。杨振宁博士提醒道：我的学生常常问我，我们马上就要读博士后了，我们该做什么题目，大题目还是小题目。我告诉他们，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做，但应该常做小题目。” 杨振宁博士幽默地说：“光做大题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得精神病的可能性却很大。”

日后，杨叔子院士谈起杨振宁华工之行时说到：杨振宁先生到我们学校来，在电影场作报告，你们坐了三个小时，我坐了两个小时。杨振宁先生后来跟我讲：“我非常感动。1945年我到美国后，包括到大陆来，还没有开过这么大的会议，而今天开了1万多人的会议，规模如此之大，秩序如此之好，热情如此之高，我从来没见过。”

更让全校师生振奋的是，杨振宁博士走的那天给学校题词：“很高兴看到华中理工大学欣欣向荣。我深信在30年内，华中理工大学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时任校长杨叔子后来撰文回忆说：

记得1995年6月10日，杨振宁先生来到我们学校，我们两位杨先生进行了热切的交谈，有不少共识。杨振宁先生还在学校露天电影场做了一场演讲。杨振宁先生是为了颁发“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而来的。这个奖项是为了激励青少年发明创造而设立的，投资人是香港亿利达企业负责人刘永龄先生。刘永龄先生陪同杨振宁先生一起到了我校，二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发展尽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光荣历史职责。这个奖项在国内其他几个地方也设立了，中南地区有个点，经我们学校争取而设在我们学校。

那天，学校露天电影场挤满了人，有两万人以上，大家早早来到电影场，等了一个多小时，但杨振宁先生一登台，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会上杨先生坚定地讲道：

我深信我们中国20年一定有诺奖！

全场掌声雷动。他接着说：

决不只一个，接着是一批！

听罢此言，全场欢声震天。

演讲结束时，杨振宁先生激动地讲：“听讲人数如此之多，情绪如此之高，会场秩序如此之好，场面如此之热烈，是我一生所罕见的！”他接着又说道：

我深信，再过30年，华中理工大学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下面即是杨振宁博士1995年6月4日在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受聘仪式上的讲话。他主要以自己亲身的治学经历和体会，讲述了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研究方法（他分别取名为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差异；并认为这两种方法对自己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要得到其中最好的精神都是很好的方法。他殷切期望大学生们努力学习和工作，能对事业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发展有大的贡献。

杨振宁：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过武汉，再经广州、香港、海防，绕道到昆明，那个时候我15岁，念高中二年级。当时的武汉是满目疮痍，因为日本人已经打过南京，所以沿江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还有许多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人，所以当时武汉街面上非常之混乱。

今天晚上，见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场面，我有很多的感触。今天晚上来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我想不只是因为我在学术上有些成就，刘永龄先生在企业界有成就，我想，我们两个人怀有对于祖国的殷切希望，恐怕也是大家愿意来听我们讲话的原因。

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大学、两年硕士学位。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的精神和认真的精神的好处。

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我之所以选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删节）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2017年，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园

怎么讲法呢？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了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比如说，泰勒教授（卷毛教授注：杨振宁先生于上文删节处提到此人，为“氢弹之父”）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办法跟我在昆明学的，跟从前我在北京小学、中学里学的是相反的。怎么说相反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这个办法还是很普遍的)，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分清什么东西是你懂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懂的，不懂的东西不要去沾它，你要沾的东西是懂的；然后来了一个老师，拉着你的手，走到一个你还不懂的领域里，一直到你完全懂了为止。这是中国从前的传统的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有名的一句话，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办法有没有好处呢？有很大的好处。我之所以在昆明有很好的底子，原因就是受了这个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它可以使你少走弯路，使你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学科又一门学科学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美国的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而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临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

1957年，杨振宁在诺奖颁奖现场

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从泰勒教授那里，也可以说无意中学到了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删节）到了芝加哥大学，泰勒开的一门课也是量子力学，我又去重选了。泰勒非常之忙，所以他通常不备课，讲课的时候有时就会误入歧途。我那时对量子力学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所以当他误入歧途时。我知道他就要出问题了，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当他发现他要出错的时候、他一定要想法赶快弥补，当他想法弥补时，思想就象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那么，在这关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是很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物理学上的想法：他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哪些真正是他心里觉得值得注意的，哪些只是雕虫小技，是不重要的。通过这点我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到底象费米、泰勒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十几年以前，在我6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时我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中国时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影响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在美国，我又在一个绝然不同的教育哲学影响之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我是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我们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是大题目呢还是小题目？我对他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费米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很大。做了很多的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

刚才贵校杨校长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讲了一些话，希望大家在目前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设备和生活条件之下，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努力，做出贡献。在座的几乎有1万同学，我回想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全校只有1千同学，而西南联大一共只办了8年，事实上大概先后只毕业了5干学生，在这5千学生里面，后来有大成就的学生非常之多。所以在今天1万个在座的同学里面。我想在以后20年、40年之内，能够对于你们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发展有大贡献的会有很多。我借此机会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能够达到你们父母对你们的期望、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和你们学校对你们的期望。

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卷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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